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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教改革看上去把个人从旧制度（天主教神权政治与封建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以为这个个人能够摆脱枷锁信奉上帝，但是，实际的结果似乎并非如此，个人摆脱了一个枷锁，但同时也可能陷入另外一个枷锁，即自我中心主义的枷锁、欲望的枷锁、背叛上帝救赎的枷锁。

在批准宪法方面，约有四分之三的成年男子未能参加对于这个问题的表决。⑧1814年的《挪威王国宪法》在制定时，制宪会议通过授权一个委员会起草宪法草案①。

如1924年的苏联宪法和苏联解体后的新独立国家的宪法。⑤德国基本法在制定过程中还受到盟国的制约，占领军曾指示说，只有依照盟国的意愿解决了某些宪法上的争论，上面才会同意这部基本法。1918年苏俄宪法制定时，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同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斯维尔德洛夫为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各人民委员部代表为委员的宪法委员会，俄国（布）中央和列宁本人直接领导了制宪工作。宪法草案讨论的过程是各方社会势力商议、争执、妥协的过程。也有时候，人民是先建国，再立宪。

共同体必须有共同意志。⑤笔者认为狭义的制宪机关定义较为可取。而所幸的是，这一语词的内涵较为明确和稳定。

这是因为大家尊重主席。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政治实践的认定方法实质上是以政治实践的实然来倒推宪法规范的应然。[8] 在宪法学界，当前的主流观点是：国家主席即个体的国家元首。[31] 笔者并非完全反对元首职权这一提法。

[24] 结合上文可知，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张治中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放弃了将国家主席认定为国家元首的主张。正是基于这一论断，有学者认为：从立法精神来看，1954年《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元首制度仍然是一种个人和集体相结合的元首制度。

[23]结合上文可以推测，刘少奇宪草报告中的上述论断似乎是对张治中这一建议的回应。这个意思是好的，但将它定为制度却不恰当。又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1992年）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对内对外代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后一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则是文本意图说，倾向于客观论。

因此，基本特征的概括并不依赖于宪法文本中一般的元首职权，相反地，后者是前者在文本上的反映。前者是事实导向的，其据以认定的基础是政治实践，属于对宪法规范的异观察。[40] 周叶中主编：《宪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另外，就宪法规定而言，1975年宪法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符合国家元首的三项基本特征。

但是，这一标准的论证逻辑显然存在局限。[7]二十年以来，国家主席在事实上也确实发挥着国家元首的作用。

那么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较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国家元首为何更具有合理性？笔者认为，1978年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他们看来，国家元首作为对内最高代表的地位与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存在矛盾。

（3）召集议会权，包括令议会停会和解散议会的权力。而在世界范围内，那些被宪法明示为国家元首的国家机关又是否具有上述所有元首职权呢？现就52国宪法最新中文译本所涉及的国家元首职权进行统计分析并列表如下。在国家机构的设置方面，我国1954年宪法与苏联1936年宪法有诸多相似之处。尽管从使用频率上看，该认定方法仅仅是识别我国国家元首的辅助性方法。在部分国家，宪法对于特定机关的国家元首性质有明文规定。但由于中共中央主席仅仅是党的职务而不属于国家机构，因此当然不能被认定为国家元首。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解放十周年的电报》，载《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87页。国家元首的权力既可以是实体性的，也可以是程序性的，二者既可兼而有之也可只居其一。

而作为授予和配置国家权力的组织法，宪法不可能将其遗漏。前者包括了国家元首、政府以及外交部门。

若严格依照第二个亚标准，则很可能任何机关都不能被认定为国家元首。但鉴于宪法文本中并无中央军事委员会是……的句式结构，笔者未在该表中列出。

仅此一例，不难看出政治环境对于国家元首问题研究的影响。但尽管如此，学界关于现行宪法中国家元首的认定仍存在一定分歧[8]。依照这一观点，国家主席也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其组成部分。在当代宪法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从宪法文义本身来探究我国国家元首的认定问题。

[39] 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肖蔚云、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 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23]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但无论根据哪个亚标准，我们都无从识别规范意义上的国家元首。但正如前文所述的原因，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主席不能认定为国家元首。

上述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元首尽管享有一定实权，但若论权力的大小，其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显然不能相提并论。（2）从性质上看，国家元首是国家机构中具有独立性和常设性的首脑部分。

在宪法没有明示何者为国家元首的情况下，有必要首先明确国家元首是什么。尽管学者们曾尝试不同的方法来认定我国国家元首，但囿于长期缺乏方法论上的自觉，他们都不曾对这些方法进行系统化梳理。【摘要】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均未明确规定何者为国家元首，从而客观上造成了宪法认识层面的偏差与宪法实施层面的障碍。[27]综上所述，基于立宪原意的认定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将国家元首的认定问题置于新中国制宪以及修宪历史中加以探究。

在我国四部宪法中，上述八项元首职权分别为不同的中央国家机关所享有，那么若依此亚标准，多个中央国家机关可共同担任国家元首。正因为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相对应，建国之初的不少政治精英和权威学者认为我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国家主席就是集体的国家元首。

部分同学认为笔者所探求的认定方法并不属于基于宪法文义的认定方法，原因在于：作为识别国家元首的概念工具，国家元首的基本特征在宪法文本中并非其义自现。而在1975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中，所谓的元首职权则更为分散。

[7] 事实上，早在1982年全面修改宪法时，廖承志就曾建议：宪法应明确赋予国家主席进行国事访问的职权。部分同学承认这一认定方法属于基于宪法文义的认定方法，但却认为国家元首的基本特征仍是以一般的元首职权为基础而进行的提炼和概括。